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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喆:特朗普拒绝了未来,是气候变化还是气数变化?

万喆|2017-06-08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事业遭遇飓风。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这世上有两种情况最难谈判。

  一种是利益相关。

  一种是利益不相关。

  利益相关的意思是,这是我的心头肉啊,说什么也不能让步。谈不下来。

  利益不相关的意思是,这关我什么事,我不同意你咬我呀。谈不下来。

  气候变化大会(简称“气变大会”)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所以,气变大会的主题通常就是,谈不下来。

  2015年,气变大会格外引人关注,打破了长达十几年的坚冰,达成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一个里程碑式国际条约《巴黎协定》。

  纵观历史,全是巧合,无关巧合。气候变化大会无关气候,有关气数。

  公约缔结,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气候变化关系人类的命运,这不是今天才意识到的。

  1979年,世界气象组织就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

  1990年,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召开。

  8月,IPCC首次发布评估报告,直指温室效应。

  10月,大会要求联合国大会“毫不迟疑”地开始谈判。

  12月,联大第一次就气候变化问题做出决议,审议了《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宣言》,设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制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行谈判。

  马不停蹄。

  1991年,第一次谈判在华盛顿举行。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批准了包括《公约》在内的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公约》是第一部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文书,奠定了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础。

  无独有偶,随便回想,那几年发生的最大事件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剧变。1990年,两德统一。1991年,前苏联正式解体。

  没错,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终结。

  全球都认为世界将趋向于“单极”,美国雄心满满。

  在此时建立气候变化这样一种新架构,既是增加自己手中政治砝码的好机会,也是重塑国家价值推广的新方案,与此同时,为了显示怀柔和进一步拉拢,《公约》非常“宽容”,文本中最后引入了人均排放概念,将中国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

  京都谈判,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公约》缺乏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和实施的具体细则。

  1997年,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美国在最后关头签署了该议定书。

  然而。

  在京都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了伯瑞德-海格尔决议,表示美国经济绝对不能受损。

  1998年,克林顿政府宣布《京都议定书》是“有缺陷的和不完整的”,不会将其送参议院批准。

  2001年,布什政府宣布正式退出,一时轰动国际。

  美国为什么要杯葛又先签署?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成立。

  1995年,《申根公约》正式生效, 1996年年底,扩展到近乎全欧盟会员国。

  1998年欧洲中央银行成立,1999年欧元开始运作。

  欧洲重新振作上路了。

  请猜想一下美国心理该是有多不平衡。

  美国的国际气候变化计划实质上是为其国家能源安全等战略服务的,实施节能减排等并不符合其实际利益。而欧盟则想利用这个机会成就自己的国际地位。欧盟企图利用其较高的发展程度及在环保领域较强的技术优势、民众较高的环保意识和理念、国家较为完善的环境政策法制,实施将自己打造成“通过榜样示范进行领导”的软领导战略。美国绝不愿意看到欧盟成为一个规范性力量,因此,与发展中国家联合以抗衡欧盟成为了最终策略。这种半推半就本极不情愿。签或者不签,背后是合纵连横。从鸿门宴到空城计,最后演成一出“挥泪斩马谡”也就不足为奇。

  哥本哈根协议,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京都协定》即将到期,哥本哈根悍然上场。全球瞩目。

  活久见。

  2009年。气变大会前一个月,英国气候变化研究中心遭遇黑客,透露该中心多年来人为修改气候变暖数据,夸大影响。

  12月9日,大会开幕两天,“丹麦草案”这份主席国违反大会程序的私下拟订激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怒火。

  12月16日,另一份“丹麦草案”再引争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谈判坚持双轨制还是单轨制上继续较量。当日,原大会主席辞职。

  18日,最后的艰难磋商。

  18日深夜,美国、中国、南非、印度和巴西等国形成了一份协议草案提交大会讨论表决。但遭到77国集团和拉美国家的反对。

  延长一天。

  19日8时,经彻夜谈判,宣布《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暂停会议,继续商讨。

  11时,称已达成共识,同意对《哥本哈根协议》“进行记录”。

  15时,闭幕。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

  2008年-2009年,“金砖国家”拓展为国际政治实体。

  世界经济重心将持续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美日欧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重要引擎,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上升,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实际上正表明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逐渐占到更为重要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拒绝欧盟的“先行者”扩散战略,另一方面抵制美国所谓的“大家平等”企图。

  欧、美和新兴国家们,既然没人能够普度众生,也没人能够舍生取义,三个和尚就只好没水吃咯。

  巴黎协定,一壶浊酒喜相逢

  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经过196个缔约方艰苦谈判,终于达成。

  回看2015,真乃多事之秋。

  IS在巴黎发动恐袭。

  土耳其不能自圆其说的打落俄罗斯战机。

  它们好似偶然发生,其实会发生的缘由由来已久。

  IS的快速崛起和美国、俄罗斯、欧洲在中东的布局和态度紧密相关,正是因为国际政治已经不可逆转的向多极化飞奔,大国博弈才变得尤为激烈,大国间的关系变得既充满撞击又不显山露水,才会有IS这样极端组织的壮大,它的背后是国际秩序重建中的真空境地和国际政治碰撞下的黑金支持。

  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宿怨很深。然而无论怎么深,在电光火石之间击毁3000万美元价值的俄罗斯战斗机还是显得有点儿胆太肥。这背后,有政治靠山,有经济利益,最为重要的,彼时,美国经济复苏仍未获广泛确认,欧洲经济危机仍在泥沼中挣扎,各种地区冲突,难道不是看到了纷繁芜杂的国际关系有了千丝万缕的新缺口??

  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捞一笔也搅浑这碗汤。

  所以。

  既然群雄争霸的时刻已来临。大家就坐下来谈谈吧。谁也摆不平谁,谁也不能离了谁,所以,能够谈成。

  古今多少事

  全球气候治理本质上要求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需要国际体系为维持气候系统的安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但公共产品往往又是一种“负资产”。而所谓的“国际体系”实际上是国际博弈的综合结果。当一国有更大的国际权力比如说单极化的“霸权”时,它拥有较高的权力盈余去应对体系性问题,而且也会将成功解决问题树立的权威当做回报,因此,就可能会暂时牺牲部分实质性利益而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这恐怕就是气候问题能够谈成的原因。

  但“领导地位”需要权力资源作为实质性支撑,当“霸权”面临挑战,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投资收益已经无足够吸引力。“多极化”必然引发对权力和资源丧失的忧患。这种情况会愈演愈烈,各国既无心也无力再对国际事务中的公共服务和产品进行担负。这就是气候问题悬而不决谈而不判判而被推翻的原因。

  当美国从如日中天逐渐旁落,心中所寄望的,是想要将过去一力承担的国际责任与人分担。用“软实力”的诱饵,同时,在“硬实力”上有更多资源,来进行两面牵制,这是奥巴马政府的策略。

  当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所需要的,是要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因此承担国际责任,为建立国际信用做铺垫,在“硬实力”不松懈的同时,积极发展“软实力”,是中国的策略。

  两者尽管有相冲突之处,也有可互补的地方。所以,贸易摩擦仍然,南海问题仍然,但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了《巴黎协定》。

  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能复笑谈中?

  关于气候变化的盛宴,从来都是一场关于国家气数的筹谋。

  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丝毫不让人惊讶。他在胜选之初就已经放话,上任后即对准包含美国在《巴黎协定》框架内义务的“清洁能源计划”开炮开刀。他废除煤炭禁令,进一步放开对石油生产的监管,降低环保标准,鼓励“能源独立”。这既符合他重视传统制造业对国家经济的影响观念,也符合广泛忠实支持他的中产蓝领的利益。既符合他实用主义意图,也符合他爱以“退”为进的讲价风格。

  逻辑仍旧,有怎样的取向,就有怎样的选择。

  但发生于当下,更引人关注的是,当前全球都在深化结构性改革,什么才是正确的改革方向?或许现在才是争端的刚刚开始。在国际上,应该以什么姿态,负担何种程度的公共服务,获取多少“领导地位”,才是最“划算”的?在国内,应该如何平衡全球化开放和国内产业转型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怎么能够在“大势所趋”下,把“眼前”的阵痛解决好?

  对于中国而言,也应当警惕,当美国“退出”,我们还不能替代它,当国际秩序框架发生变化,前景并不明朗,我们要更清楚自己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意图。

  这是最坏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时候。

  这是国家的危机,也是国家的良机。

  这是权力的低谷,也是权力的高峰。

  新秩序开幕前,意识形态已经进入到新阶段,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自己的思路,我们的敌手,首先是我们自己。完成大国崛起的梦想,路径几何?需要深思。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某某。要看自己怎么走。

  作者万喆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6月2日“国是直通车”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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