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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何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

改革开放探路者、产业升级引领者和科技创新先行者。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李奇霖 

粤开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  张德礼

成熟湾区往往是一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且基本都是所在国的经济增长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湾区将继续强化其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领先地位,这使得成熟湾区在一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是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历程中,粤港澳大湾区扮演着改革开放探路者、产业升级引领者和科技创新先行者的三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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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经济的重要性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区域集聚性,即少部分区域创造了一国绝大部分的国民财富,而湾区正是这少部分区域中最为突出的组成部分。

全球迈入海洋经济时代后,湾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海港优势、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集聚了大量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而引发了湾区持续性的产业升级以及技术变革,这使得湾区往往成为一国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区域,进而引领和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旧金山湾区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成为了全美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聚集着苹果、谷歌、英特尔等大量世界顶尖科技企业,深刻引领着全球科技变革。

纽约湾区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世界级湾区,早期从港口贸易起步,逐步发展为美国制造业中心、全球金融中心。而如今纽约湾区知识经济崛起,文化创意产业和科技创新产业正在迅猛发展。

东京湾区则是日本的“经济心脏”,以3.5%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超三分之一的经济产值。电子、机械、汽车等产业高度发达,目前正在通过核心技术的创新巩固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地位。

而粤港澳大湾区也同样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随着多年发展,现已逐渐跻身世界级湾区之列,并有望成为下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若将四大湾区作为独立经济体,则其GDP规模可媲美全球前二十国家。2018年东京湾区GDP规模为1.92万亿美元,居四大湾区榜首,纽约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旧金山湾区分别为1.72万亿美元、1.64万亿美元以及0.84万亿美元。

其中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经济总量排名全球第8和第10,超过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大国,粤港澳大湾区超过韩国位居第13,旧金山湾区排名第21。

作为独立经济体,四大湾区GDP规模均可进入全球前20

再从各大湾区在本国经济中的重要性来看,2018年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占全国GDP比重分别为40%、12%、8%和4%。

其中东京湾区经济集聚性最强,在日本经济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粤港澳大湾区虽然算不上主导,但经济体量也领先全国,重要性凸显。相较之下,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在美国经济比重均未超过10%,主要是因为两大湾区人口和土地规模偏小(如旧金山湾区人口只有粤港澳大湾区的1/9),同时也和美国各大城市群发展相对均衡有关。

2018年四大湾区GDP占所在国GDP比重

最后从各大湾区人均产出来看,2018年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分别为10.8万美元、8.4万美元、4.2万美元、2.3万美元。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尽管经济总量最小,人均GDP却最高。

与此同时,四大湾区人均GDP都高于本国人均GDP水平,其中粤港澳大湾区人均 GDP为2.31万美元,远超中国0.89万美元的人均GDP。

2018年四大湾区人均GDP均高于本国人均水平

上述数据对比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湾区在一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经济效率来看,发展水平都高于其他地区。而湾区经济重要性日益提升的背后,是其独特经济功能的发挥,这使得湾区经济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地理经济概念,显著区别于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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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何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

粤港澳大湾区何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呢?是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历程中,粤港澳大湾区扮演着改革开放探路者、产业升级引领者和科技创新先行者的三大角色。

(一)改革开放探路者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不断调整的时代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扮演了改革开放探路者的重要角色。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湾区的显著不同点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缺乏相关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了中国探索前进的重要思路。由于毗邻港澳,广东省成为了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排头兵,这为其经济腾飞创造了重要的制度条件,而广东省成功发展的经验,反过来又对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

首先是改革,最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中央给地方政府放权,二是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政府给企业放权。通过体制改革和权力下放,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第一,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初期与中央的良性互动,推动了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增大了地方自主权。

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省政府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发挥其毗邻港澳的优势,通过引入外资,开展对外贸易等,推动广东省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先走一步”。围绕这一问题,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展开了多次互动,中央对广东“先走一步”策略给予了高度肯定。

在广东省政府多次主动“要权”下,最终在1979年,中央正式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予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更多的自主权,并且在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准予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

同时,在采纳广东省提议的基础上,中央做出了开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出口特区(后改称“经济特区”)的决定,而这些特区城市则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广东省与中央围绕“先走一步”策略开展的良性互动

部分学者认为正是此轮广东省与中央的良性互动,揭开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权力下放地方的序幕(尽管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央地关系已经历了多轮“放权-收权”循环,但权力仍呈高度集中状态)。在广东省政府的带动示范作用下,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从单向指令传达关系,转变为双向互动关系,这也确实推动了中央在经济层面上对地方简政放权常态化。

例如1980年后,我国由原来的“统收统支”体制改变为财政包干体制,即在中央领导和计划下,地方结余留用、自求平衡,财权下放地方。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逐渐获得了包括投资、外贸、吸引外资等方面越来越多的自主决策权,这充分激活了地方开展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第二,在地方财权和事权合理扩张的基础上,广东省各城市在转轨市场经济方面,也率先开展了差异化的制度改革探索,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经验借鉴。

由于国营企业是旧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主体,因此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则首先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国营企业改革。

国企改革初期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1978年广东省清远县打响了第一Qiang,对4家国营企业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使奖金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最终改革成效显著,并向全国推广了所谓的“清远经验”。

而后随着国企改革愈发深入,广东省也同样在企业股份制、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领域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尝试。以深圳特区为例,颁布了国内首部关于国企股份化改革的地方法规,首次公开出售国企,率先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一系列突破性改革,这一系列尝试在国企改革领域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

不仅是深圳,广东省各市在国企改革领域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改革方案,例如深圳市的“三级授权经营”模式、顺德的“分类改制”模式以及肇庆的“注资经营”模式等,各种改革方案创新在广东省遍地开花。

广东省典型国企改革模式

其次,广东省在鼓励其他所有制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也先行一步。

例如广州市1980年发布了全国首个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文件,使得整个80年代广东省个体经济保持高度活跃。深圳在1997年开创了中国内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先河,使原有的上千项审批与核准事项减去了近43%,深刻地转变了政府职能,促进了经济活力。此外,商事制度改革也是在广东省率先启动,经过几年改革,全省工商登记前置改后置审批事项超过90%,市场活力被大大激发。

正是因为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列,国企改革落实到位,同时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下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较快,因此广东省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集体工业)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从1978年的几乎100%,下滑至2000年的55.9%,而截至2018年,这一占比仅18.2%。

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公有制经济占比不断走低

此外,为了顺利转轨至市场经济,广东省也率先在价格、流通、劳工、贸易、投资、外汇、土地等领域推进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例如广州在1978年率先进行“价格闯关”,放开了部分蔬菜和农副产品价格。再例如深圳在80年代初率先将行政分配工程项目转为工程招标模式,颁布了我国首个政府规章性质的劳动合同用工制度,率先对过往行政划拨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创新等。

粤港澳大湾区发挥的另一个作用,是充当中国的对外窗口。

一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珠三角率先打破制度桎梏,充分发挥毗邻港澳优势,积极引入外资并发展外向型经济,探索中外资相关合作模式,这对于整个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

1980年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正式设立,揭开了广东省对外开放的序幕。深圳、珠海等地通过实施关税、土地使用、外汇管理、企业经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充分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并利用外商销售渠道发展对外贸易,带动了特区经济在80年代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深圳特区。

而1992年邓平南巡讲话,对深圳的对外开放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继而掀起了广东省乃至全国对外开放的新高潮。

从引入外资的角度来看,广东省率先引入港澳资,因此早期广东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全国比重相对较高。伴随着九十年代后期港澳向广东的产业转移速度放缓,同时全国其他地区加速对外开放,广东利用外资占比有所下滑。

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始终是全国吸引外资规模最大的区域。广东省的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也是多年保持全国之最,并且远超其他省份。

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为全国之最

另一方面,沿海港口的存在使得粤港澳大湾区货物运输更为便捷,这本就是在海洋经济时代下全球各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优势。其中,珠三角一直就是中国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之一,香港曾一度是全球最繁华的港口。

首先从港口货物吞吐情况来看,1985年珠三角两大主要沿海港口广州港、深圳港的货物吞吐量总共约3641万吨,到了2018年则已经增长至84522万吨,较1985年提升了22倍。随着全国对外开放带动其他沿海港口壮大,两大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占全国主要沿海港口比例没有上升,始终维持在10%左右。其中,广州港是目前全国第三大沿海港口,仅次于长三角的上海港以及宁波-舟山港。

广州港和深圳港货物吞吐量占全国主要沿海港口比例在10%左右

而香港则拥有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维多利亚港,港阔水深,为世界各地船舶提供了方便而安全的停泊地,同时拥有优良的港口设施和高效率的作业流程,这使得香港得以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早在1995年时,香港港口货物吞吐量就已接近1.6亿吨,远超广州港和深圳港,不过在进入21世纪后香港已经逐渐被迅速崛起的广州港反超。

集装箱运输更能反映现代化港口的竞争力状况。2016年深圳港、香港、广州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在全球港口排名中分别位列第3、第5和第7,三大港口吞吐量合计约6247万标箱,远超纽约湾区(465万标箱)、东京湾区(766万标箱)以及旧金山湾区(227万标箱),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已发展成为全球最繁忙的港口群。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远超其他湾区

港口繁荣的背后,是粤港澳大湾区高度活跃的进出口贸易。1995年广东省进出口额占全国总进出口额比例为38.6%,尽管2018年已经下滑至26.2%,但仍然远超其他省市(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广东对外贸易中包含了较高的对港澳进出口额,但尽管剔除这一因素,广东省进出口额仍然是全国第一)。同时,2018年广东省的外贸依赖度(进出口额/GDP)高达82.2%,仅次于上海。这些都意味着广东省外向型经济特征非常显著。

广东经济的外贸易依赖度较高

此外,香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20世纪90年代,香港作为中国转口贸易基地,中国内地50%以上的出口货物都是通过香港转口,目前绝大多数内地沿海港口都开通了到香港的集装箱航线。而香港很大程度上也服务于中国转口贸易,21世纪以来,来自中国内地的转口货值占香港总转口货值的比重平均约为60%。

来自中国内地转口货值占香港总转口货值的比重在60%左右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港澳地区经济率先发展,而珠三角通过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先走一步”,充分发挥毗邻港澳优势,带动本地区域经济腾飞,并将探索出的成功经验应用于全国,实现以点带面。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利用制度优势和港口优势,率先开展中外资合作、发展对外贸易,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二)产业升级引领者

改革开放四十年,广东俨然已从早期的农业大省,蜕变为当今中国产业升级引领者。珠三角地区先是接受港澳产业转移,而后又继续将产业转移至内地,实现了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效果。当下又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进而引领全国产业升级趋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东亚正处于新一波产业转移浪潮中,日韩、港澳等相对发达的地区正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加速将中低端产业向外转移。而在政策鼓励下,毗邻港澳的广东省凭借其充足的土地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积极承接了大量来自港澳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在广东省产业起步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就是“三来一补”模式(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简单而言,该模式是由外商投资建设厂房、提供设备,提供来料、来样或来件,并负责产品外销,而由内地企业提供土地和劳动力,负责组装加工。“三来一补”充分结合了双方的比较优势,使得广东省在前期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能够借力外资快速拉动经济发展。

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是东莞县太平服装厂与港商合作创办的太平手袋厂(也有研究称首家为广东顺德大进制衣厂),第一年投产就为国家赚取外汇60多万港元。在获得了巨大成功后,这一模式在珠三角遍地开花,广东省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外资前来发展“三来一补”业务,大量港澳资企业在珠三角地区涌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珠三角的乡镇产业也较为发达,并逐渐形成了所谓“专业镇模式”,即一镇一业,一村一品。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体制约束逐渐软化以及外资带动,珠三角涌现了大量创业活动,并推动了本地产业集群的形成,例如顺德容桂镇的家电产业、东莞虎门的服装产业、中山古镇的灯饰业等。

“三来一补”模式、专业镇发展模式给全国其他地区开展中外资合作、发展乡镇经济提供了较好的参考借鉴。

这段时期广东省的支柱型产业主要是以纺织服装、制鞋、家具、家电、食品为代表的轻纺产业。1985年,广东省前三产业分别为食品制造、电气机械、纺织业,产值占比分别为10.3%、9.2%、9%。

而在1992年邓平南方谈话后,广东省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进而加速嵌入全球价值分工体系中。同时在政策引导下,广东省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升级趋势。

一方面,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球信息产业崛起,台湾IT企业率先加入珠三角地区的投资阵列,而后欧美、日韩等外资也逐渐与广东省展开更广泛的合作,这带动广东省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异军突起,逐渐发展为省内第一大产业,1995年工业产值占比高达17%,这象征着广东省产业结构的高端化(不过此时广东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本停留在配件组装、非核心零部件生产的阶段)。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广东省已基本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尤其是珠三角东岸的深莞惠等地区。据统计,21世纪初广东高技术产业实现总产值占全国比例已高达30%左右。

另一方面,广东省传统产业如家电、纺织服装等,也逐渐从简单的贴牌生产阶段过渡至自主品牌打造和产品设计阶段,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同时由加工出口逐渐转为内销,积极开拓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例如美的、格力、格兰仕等被逐渐打造成国家家电驰名商标,服装业也出现了以纯、松鹰等国内较为知名的品牌。

从2000年广东省相较于全国的各行业区位商来看,电子信息、电气设备、家具、服装业都是广东省的优势产业,其中电子信息产业的区位商甚至大于2(区位商越高意味着专业化水平更高)。这说明广东省在保留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高技术产业也已崛起,相较于全国而言已明显走在时代前沿。

2000年广东省各行业区位商

在进入21世纪后,珠三角要素成本逐渐上升,因此开始加快将部分附加价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外转移,同时为了摆脱长期以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低端锁定”的困境,广东省政府非常有远见地率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省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001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壮大电子信息、电器机械及石油化工三大新兴支柱产业,改造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和建筑材料三大传统产业,培育汽车、造纸、制药三大潜力产业,并明确形成产品分类指导目录,每两年进行滚动调整。

针对不同的产业类别,广东省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例如对于鼓励发展类产品,政府提供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以及省市级政府成立基金提供融资支持;对于改造提高类产品,可以优先申请国家技改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优先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荐。一些产业重点依托企业和项目也可以享受非常多的政策倾斜。

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方面外需疲软,单纯依赖出口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国内出现消费升级趋势。广东省因此加速推进了现代产业体系建立,以适应新形势变化。以2010年颁布的《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总体规划》为例,其中提出了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改造优势传统产业几个主要产业发展方向。

十二五期间广东省产业升级方向

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21世纪以来广东省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非常显著。首先是第三产业规模迅速扩张,2000-2018年广东省第三产业GDP占比由44%提升至54%。其次是重工业化提速,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例由47%大幅提升至68%。再次,2009-2018年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由21%提升至31%,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由44%提升至56%。

另外,广东省高技术产业不仅是规模在扩大,水平也在提高,正在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例如广东省的电子信息产业通过长期的技术跟踪模仿以及“干中学”,逐渐从简单的加工组装,逐渐过渡至自主研发制造,并且在一些重点领域锻造出了一批尖端企业,甚至华为、中兴等部分通信企业已经走出国门,具备了强劲的国际竞争力。

在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同时,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向外转移,湾区“先富”开始带动中西部“后富”。这一方面是因为沿海地区受制于要素成本升高,存在向外转移低端产业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也受国家区域政策影响,例如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政策实施,加速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2000-2016年,上海、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占全国比重分别减少了4.7和3.6个百分点,是降幅最大的两个地区,同时浙江、北京、天津等地也出现了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省份占比提高,例如河南、江西、安徽、湖南等地。这反映了部分产业逐渐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向内陆欠发达地区转移的现象(黑龙江、辽宁等东北省份占比快速下滑可能是由于工业发展停滞,而非产业迁出)。

21世纪以来广东省部分产业开始向省外转移

当前,广东省的产业升级步伐仍未停止,新型业态、新兴产业在近年来一直维持高速增长。根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数据,2019年广东新经济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0%,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5.3%。部分工业新产品如3D打印设备、城市轨道车辆、新能源汽车等正在涌现。

同时广东省互联网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广东互联网发展水平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2018年广东省共有14家企业入围了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榜单。

(三)科技创新先行者

当下,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角色定位是中国科创引擎。政府的大力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大量集聚,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实力非常突出。而在现如今全球各国都在抢占科技制造点的大背景下,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广东省早期科技水平落后,既缺乏产业基础,又缺乏教育资源。改革开放后,广东省率先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发挥后发优势,通过引进、模仿、吸收的方式逐步地推动技术进步。尤其是90年代在电子信息产业转移浪潮下,广东省已渐渐积累了较坚实的科技基础。

伴随着广东省高技术产业规模逐渐扩大,以企业为核心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在快速提升。同时,21世纪初广东省也适时地加强了政策引导。

2005年,广东省颁布《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决定》,这是全国较早强调“自主创新”问题的政策性文件。2008年颁布《广东省建设创新型广东行动纲要》,其中提出广东省应当先行开展自主创新综合试验,率先把广东建成创新型省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益经验。2011年又颁布全国第一部地方性自主创新法规《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

这一时期,广东省政府的科技创新政策实施步伐一直领先全国。例如率先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联席会议制度,率先突破了企业研发经费税前抵扣、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等政策实施难点,率先建立了“三部两院一省”联合推进产学研合作的新机制等。

2008年《广东省建设创新型广东行动纲要》中的发展目标

而十八大以来,广东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将科技创新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出台了更多相关政策。有学者统计,仅2016-2018年三年,珠三角地区就出台了百余部科技创新文件,内容覆盖财税金融支持、科技人才引进、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方面。并在国内率先推出了一系列突破性举措,例如科技创新券、科研准备金、人才住房政策等。

在这一系列政策带动作用下,广东省的科技创新潜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这使得广东省现在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

从科技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上来看,广东省的表现都位于全国前列。

科技创新投入的主要观测指标是R&D经费占GDP比重(R&D投入强度)。2018年广东省R&D经费规模为2705亿元,位居全国第一,其中珠三角地区R&D经费2586亿元。广东省和珠三角地区的R&D投入强度分别为2.78%和3.19%,低于北京和上海,但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9%。

2018年广东R&D经费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投入强度居全国第三

科技创新产出水平一般可以用专利授权数、新产品销售收入两大指标衡量。

2018年广东省专利授权数共计47.8万件,位居全国第一,并且远超排第二位的江苏省。专利授权又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最能体现硬科技创新实力。广东省发明专利授权数5.3万件,仍然是全国第一。在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10位的国内企业中,来自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占据4席,其中华为、OPPO、格力、腾讯分别位列第一、第三、第六、第八位。

再从PCT国际专利来看,广东省同样表现突出。根据《2018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数据,2018年广东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2.5万件,占全国总量的48.7%,连续17年保持全国第一,科技创新实力凸显。

2018年广东省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全国最高

另一观测指标是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是指在技术原理、材质、工艺等方面有明显改进,进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和使用价值的产品,也可以较好地反映区域创新成果。2017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约为3.5万亿元,同样位居全国第一(但新产品营收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约为26%,低于浙江和上海)。

2017年广东省新产品销售收入全国最高

最后从区域整体创新能力来看,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显示,广东省近年来创新步伐不断加快,2019年广东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效用值为59.49,排名第1位,这也是广东省连续三年居全国之首。

不过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潜力还没有得到完全开发,城市间的创新协同机制还不够完善。例如香港等地高校资源丰富、基础研究能力强劲,但是产业基础薄弱,深圳则有大量的高技术企业、商业氛围良好,但是缺乏高水平院校,两者各具优势,却因为制度约束,缺乏深度合作,导致创新效率低下。

未来随着“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立,粤港澳三地制度对接更顺畅,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更便利,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可能会再上一个台阶。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不仅是带动本区域经济发展,能够还能同时带动全国其他地区科技进步。

有大量研究表明,由于创新要素流动如R&D人员往来等,中国省域创新产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例如李晨(2017)等基于1998-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指出在地理邻近、经济邻近、技术邻近和交通邻近下,邻近区域的创新产出平均每增长1%,本区域的创新产出将分别增长0.25%、0.21%、0.36%、0.45%。

另外,近年来越来越普遍的省际专利合作现象,也使得那些创新绩效较好的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能够通过技术合作带动其他地区科技进步。例如谢其军(2018)基于跨省际合作专利数据,指出科技强省与科技滞后省份之间的技术合作,能够提升科技滞后省份的创新绩效。

方大春(2018)基于引力模型绘制出了2016年中国区域科技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点度中心度高于全国均值(点度中心度越高说明越处于网络的中心,与其他成员的创新关联越多)。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省市具有较强的科技辐射带动能力。

2015年全国区域科技创新空间关联网络

3
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湾区仍将继续强化其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领先地位,继而在一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随着中国区域政策调整,更注重城市群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性地位还将进一步提升。

长期以来,以“均衡”为核心的区域战略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自21世纪初以来,为了缩小中国区域间发展差距,中国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强调通过财税和金融政策倾斜,给予这些地区人才、资金等多方面要素的支持。

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中西部省份的GDP占比提高并不显著,各区域的人均GDP绝对差距仍然在持续扩大。除此之外,旧式区域发展战略还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第一是激励机制扭曲。要从政策层面推动区域均衡,需要中央做大财权,然后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将财政收入在区域间再分配。但这一财政安排造成了激励机制扭曲,并影响了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决策。

一方面,许多研究表明转移支付会产生税收替代效应,抑制地方的税收努力,进而给地方财政收入造成实质上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区域政策鼓励、中央财政兜底预期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地方政府更激进地扩大支出,进而导致地方债务激增。

第二是资源错配问题。区域均衡战略利用政府“有形的手”来干预生产要素流动,使得资本、土地、劳动力流向中西部省份,加剧了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紧张,最终降低了经济整体的效率。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2013年开始中国已经逐渐摈弃传统的“均衡”思维,积极调整区域战略的方向,先撬动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增长极,然后再通过经济带之间的传导和协同,让各大城市群共同发展,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目前这一战略思路已经越来越清晰。

以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颁布为标志,城市群建设之路正式开启,2015年至今,已有11个城市群相关规划陆续获得批复,其中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都已经或即将提升为国家战略。

城市群建相关文件

在中国区域战略调整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会越来越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倾注更多的资源让其经济效率得到最大化的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对于中国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战略重要性也将进一步提升。

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来看,国家也确实对粤港澳大湾区给予了深切厚望。根据《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要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要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交通物流枢纽。这些都是在政策层面对湾区功能进行再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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